[96] 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32]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行政行为作出时被扩大理解为诉愿决定作出时。[44]例如，某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以王某殴打残疾人为由，作出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的决定。
[3]张弘、郭胜鳌：《行政瑕疵行为辨析与补救》，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3页。此外，德国过去的观点还提到第四项限制：理由之替换仅适用于羁束行政行为或裁量权缩减至零的情形。[29]又因重新作出的行为可能引发新的诉讼，故无法实现纠纷的一次性化解。根据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4条，对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补正被限于在诉愿程序终结前或（无须经过诉愿程序的）向行政法院起诉前完成。理由如下：根据该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仍在适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第21条第3项，当满足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这一法律要件时，将产生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这一法律效果。
根据《行诉法解释》第135条第3款，在复议机关因维持原行政行为而与作出原行为之机关作共同被告（以下简称复议维持双被告制）的诉讼中，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原行为合法的依据。此时，监督行政权之目的并未落空，原告仍可请求法院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并可起诉新产生的行政行为。传统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也因此主要是在撤销诉讼中，其目标是建构起个人诉请撤销违法行政的公法请求权。
但这种引据又并非僵化进行，而主要通过阿斯曼所总结的两种方式展开：第一，当对一般法是否包含第三人主观公权利的解释存疑时，法官通过合宪的或是合基本权的解释方式予以解释，由此使一般法与基本权的价值方向相互一致，这也被称作是基本权利的内部规范效力（Norminterne Wirkung der Grundrechte）。[82]这种观念同样塑成了法国客观化的行政诉讼模式。如果立法者在履行权衡任务时，完全忽略甚至彻底否定第三人由基本权所保障的法益，这项法律就会被认为是违宪的。诉讼也是在纠纷解决的框架下，对具体法律关系下个人得以向行政所主张的权能及其界限予以判定。
袁秀珍诉南京市规划局行政规划纠纷案，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2行初1749号行政裁定书。基本权依赖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基本权利所内含的主观化要求（Subjektivierungsgebot）。
主观公权利概念的创设尽管具有重要的意义[4]，但从其构成要素看基本就是对私法权利概念的复制：主观公权利首先是权利主体的法律权能（Rechtsmacht），其目标又是实现个人利益（Interesse）。另一方面也应着力于破除这一域外理论的效仿门槛，并最终使这一理论的思想精华为我国公法所真正吸收。主观公权利的存在，因此不再依赖于某种利益归属于某个法律主体的事实上的可计算性（tatsächliche Zurechenbarkeit）[35]，而仅依赖于规范中所提供的特定保护目标以及法律权能提示的连结点。其二，从适用场域而言，在布勒以及更早期的耶利内克的时代，主观公权利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国家尤其是行政对于个人的违法干预
至巴霍夫时代，上述三个要素被缩减为客观法规范的私益保护性。但此类诉讼的最终诉求却是要求行政机关对他人尤其是加害人予以惩戒，例如作出处罚或是加重处罚。但这些精准化和具体化标准在嗣后基本都被放弃。许多裁判文书对于开放性理解法律保护目的表现得相当拘谨，对立法者主观意图的探求也仍旧是最常被适用的解释方法。
其二，从适用场域而言，在布勒以及更早期的耶利内克的时代，主观公权利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国家尤其是行政对于个人的违法干预。立法者甚至被认为是接受了宪法委托（Verfassungsauftrag），对基本权利进行具体形成、内容框定和冲突权衡[11]。
法国法上的原告资格标准也因此更近于混沌的思考谜团和未成体系的经验叠加。[85]前注[38]，赵宏文，第649页。
Vgl. Arno Scherzberg （Fn.7）, S.671. [64]Anna Ingeborg Scharl, Die Schutznormtheor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Hintergründe, 2018, S.211. [65]这10起案件分别是：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而第三人是否拥有主观公权利，也就相应地取决于所涉及的一般法是否包含明确的第三人保护意旨。[89]德国通说和实务迄今都采取可能性理论，即原告主张其权利受侵害，必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具备可能，相应的，只要存在侵害可能，法律所要求的诉讼权能要件就已满足。相反，认为主观公权利理论和保护规范理论过于个人主义，行政诉讼的目的仍旧是维续行政秩序、促进行政内省，而非只是个人利益保护的观点[25]，表面看似乎是扩张了救济范围，但本质上却隐藏了将个人作为达成更高目标的工具的威权因子。传统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也因此主要是在撤销诉讼中，其目标是建构起个人诉请撤销违法行政的公法请求权。在新近学理中，一个法律主体只要符合以下要件，就被认为拥有了主观公权利：其一，规范具有保护特定法律利益的目标，而这种保护目标又并非规范执行的附随效果。
注释: [1]参见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83]参见[德]康拉德·赫尔维格：《诉权与诉的可能性：当代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任重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严格标准的选择使很多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查，就因系争规范不具备私益保护性而被排除原告资格。因此本质上又属于义务之诉（Verpflichtungsklage）的范畴，是典型的义务之诉的亚型。
[16] 二、针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批评与澄清 在德国法中，针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质疑其实由来已久，在面对欧盟法冲击后这种质疑之声更达至顶峰。如果说保护规范理论会引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那么我们将视线转至并不以规范性，而以事实影响作为行政诉权判定依据的法国法，就会发现这种不确定性非但未被排除，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凸显。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变化演替 尽管核心要义未变，但保护规范理论在创设后无论是在权利基础、适用场域和功能作用等问题上都历经重大变化，这也使现代保护规范理论与其传统形态相比已经相隔甚远。这一点亦成为反对者用以攻击保护规范理论的重要理由。另一方面也应着力于破除这一域外理论的效仿门槛，并最终使这一理论的思想精华为我国公法所真正吸收。保护规范理论在此背景下被纳入，从功能主义角度也的确是被赋予了过滤器作用，用以筛除那些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
在布勒那里，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素被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存在客观的行为义务。根据规范是提取主观公权利的依据，因此其范围大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导出主观公权利的可能。
据此，主观公权利的存立与否，经由保护规范理论而被置于法解释的框架之下。李萍诉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终365号行政裁定书。
[82]这种观念同样塑成了法国客观化的行政诉讼模式。反映在原告资格上，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如德国法一样，早已概观地确认相对人的诉权，[57]并将行政诉讼的原告范围从相对人扩张到利害关系人，但现代行政的复杂性却使利害关系人的确定和识别变得日趋困难。
相应地，适用问题也同样暴露。[72]前注[59]，（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法律权能是权利的形式要素，而个人利益则是其实质要素。[68]在此类诉讼中，实体法规范是否赋予受害人要求行政机关介入并为特定行为的公法请求权是判定原告资格的关键。
以德国法为例，其在主观诉讼之外，同样辅以规范审查之诉、机关诉讼等客观类型作为补充。规则变动不居、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法律适用者的价值判断和主流法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所有法解释的根本宿命。
[70] 2.适用问题 刘广明案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虽有可商榷之处，但总体上具有不容否定的积极意义。这一问题在我国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范围由原来的人身权、财产权扩张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具体权利类别也因此不再是诉讼保护的识别依据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德国学者皮茨克（Jost Pietzcker）曾在2007年撰文，认为针对保护规范的批评部分程度是对这一理论的偏狭理解，部分程度上则是误解。[70]将考察的实体规范从举报投诉条款扩张至违法查处条款的思路，在焦小珍案二审行政裁定书中表达的最为明确，尽管其对查处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解释同样存在可指摘之处。